承古纳新——浅谈曲阳石雕的传承

前言

石雕艺术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是一部形象生动而又实在的人类历史，人类艺术的起源就开始了石雕的历史。可以说，迄今人类包罗万象的艺术形式中，没有哪一种能比石雕更古老了，梁思成先生说：“艺术之始，雕塑为先”，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比石雕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一、传统曲阳石雕的文化价值

曲阳石雕艺术是中国北方古代石刻艺术代表之一，与其他地区的雕刻相比有其共性，但更有其个性。个性在于：他开创了中国北方白石雕刻之先河，更兼艺术雕刻和建筑雕刻之所长，是众多传奇式石刻艺术巨匠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的物化体，所以它的文化特征更具鲜明性。曲阳石雕艺术不像西方石雕艺术那样偏重写实性和形象性，曲阳石雕艺术更偏重观念化，并且曲阳石雕艺术在组合形式上进行了创新，丰富了民族艺术，这种组合形式的石雕作品体现了整体气势磅礴的特征，使人感受到石雕作品的气势非凡。曲阳石雕艺术不仅仅体现了注重神韵的一面，同时又不放弃形似有利于神似的升华。

另外，曲阳石雕的文化内涵是深沉的。之所以深沉，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一个旧的文艺时代，在太行山区作为古代农民工匠生存的主要手段。这些色彩丰富的石头，经石雕艺人们不断的雕刻锤钻，融入了北方民族文化与佛教文化，采用传统工艺，在寂静的描绘着民族的尊严、宗教的形象。他们雕刻出一个世界级的文化宝库，这自然洋溢着曲阳雕刻工匠者体验到的艺术经验，具有独特的感觉，同时，宗教信仰在每一个雕像的审美情趣中熔炼浇铸。曲阳石雕文化属于精神文化领域，它标志着思想和宗教在这个地区的繁盛和传承，自汉代开始，雕刻已是曲阳文化的全部。抽象的东西通过石雕制作这一有形物体体现出来，特别是曲阳石雕技艺
对建筑艺术领域起到了助推作用。就其历史价值而言，曲阳石雕是艺术在历史上区域化生长的载体，反映了数千年的历史与艺术的区域文化。

二、曲阳石雕的发展脉络

1. 曲阳石雕的形成期

古语云：“大茂维岳古帝孙，太扑未散真巧存”，又云：“山为地之胜，山为地之灵”。曲阳因有圣灵之山的孕育而“人杰地灵”，曲阳黄山产白石，所以孕育出一代代的能工巧匠，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石头上谱写了人类文明发展演变过程，是这些最普通的工匠一锤一斧的创造出了丰功伟绩，通过这些石刻我们能最直观的了解当时的历史，当时的自然和人文，因此他们的技艺是无价的，是值得称功颂德的。

河南安阳的妇好墓，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玉石雕刻，其中的石雕古朴沧桑，线条简洁流畅。曲阳黄山殷商时期称为少容山，自殷商开始曲阳先民已靠手艺维持生计。河南安阳地处中原，距曲阳不到300 公里，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玉雕是否出自曲阳艺人之手已无从考证，但给人留下无限想象。如果说商周的石雕与曲阳的联系有待考证的话，那汉代无疑是曲阳石雕的形成期。

据《曲阳县志》载：汉初 ( 前 200 年左右 ) 曲阳西羊平一带石工使用当地大理石雕刻碑碣储物。尽管汉代曲阳雕刻作品存世不多，但从西汉中山靖王墓出土的白石侍俑中能够看出曲阳石雕体现出深沉而稳定的时代造型精神。白石侍俑的五官、衣饰和身体轮廓雕刻的简单质朴，神形兼俱，气韵生动，古拙而厚重，反应了汉代石雕朴实自然的艺术特点。

2. 魏晋南北朝时期曲阳石雕的发展期和突破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曲阳石雕进入了发展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的时代，军阀割据、王朝起伏更迭、政权更替的时期。在这样一个茫无归宿的时代，人们承受着种种痛苦与磨难，原有的传统儒学陷入沉沦，人们着力去探求新的人生和个体价值。这种对于人生意义的改变，把魏晋思想引向玄学，崇尚清淡、自由，从而构建了一种新的思辨体系，这种思辨体系以探求理想人格的本体为中心，审美对象已从外在的纷杂现象转向内在的本体。人格的理想境界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从人的本体精神去把握人格美的真谛，曲阳这个时期的石雕作品体现出侧重追求人性的自然，充满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在人物表现方面已少了汉代的雄伟，而出现秀骨清像之容。人物恬静自然，超然物外，显示出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纹饰也多清秀典雅，无雄浑感。

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 453 年，被称为“东方的伟大奇迹”。石窟位于山西大同武周山麓的断崖上，全长 1 公里左右，现今仍保存的洞窟有 53 个，石雕造像共计 51000 尊。后期造像中，以小佛翕和一些中、小型石窟为主。第一种形式是小千佛。满壁雕刻成百上千姿态、体积一致的小翕和坐佛，不以生动取胜，而是以繁复见长。第二种形式是窟中有塔柱，柱及壁面也全是千佛龛。第三种形式是四壁雕满重龛，上下重接，佛像以弥勒佛、释迦佛为主。第四种形式是四壁上下三重佛龛，以释迦佛、多宝佛为主。其造型风格趋向于追求精细绮丽，在一些细节上做得很精细。佛像服饰也多呈宽衣博带的“汉装”，大有南朝士人“秀骨清像”的风貌。而这些精美巧妙的石雕绝大多数出自曲阳艺人之手，以至于后期石窟的开凿以及隋唐时期的龙门石窟开凿亦有大批的曲阳的雕刻艺人被输送过去，为人类历史留下无价的艺术瑰宝。

曲阳石雕发展到北齐时期突破了前期佛像雕刻的传统模式，属于突破期。这个时期出现了组雕、背景与佛像的场面组合，使石雕作品场面化，主体物与衬托物以透雕形式出现，在背光的处理上也追求主题的变化，使曲阳石雕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逐渐成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这从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内的北齐造像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

石窟内的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继承了北魏的传统，一方面又创造出新花样。北魏时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纹表现为阶梯式，给人一种纯朴、粗犷而又生硬的感觉。响堂山在吸收这种技法的同时，又使用了圆刀法进行混合处理，尤其表现在衣纹转折处更为明显，使造像的服饰趋于圆润，富于真实，在表现造像的肌体上则更多的使用了圆刀法，坚细易雕的石质加曲阳艺匠们娴熟精湛的雕刻技法，使造像平添了无限的生命力，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可以说，北齐的曲阳艺匠在表现人物个性方面是很成功的。除此之外曲阳修德寺
出土的汉白玉双思维像，以及汉白玉双菩萨像也可看出其富于创新的特点，首先是实现了人物组合，其次是将人物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开了场景雕刻之先河，再次是在背光的处理上实现了立体化的造型特征。这一时期完成了由发展期到突破期的转化。

3. 隋唐及五代十国时期曲阳石雕的兴盛期

曲阳石雕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已经到了成熟期。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得唐代的雕塑匠师们发挥了其卓越的艺术创造才能，表达了对于人世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喜爱。因而唐代作品多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雕塑的出色作品。

位于河北隆尧的唐祖陵神道长 100 米，宽 40 米，两侧原存唐代石刻自南向北依次有：石华表 1 对、翼马 1 对、鞍马及控马人各 2 对、文武侍臣 3 对、镇陵石狮 1 对，共 20 件，现存 17 件，毁失 3 件。唐祖陵神道石像，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物，而且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是唐陵诸多石刻中的上品。祖陵遗存的一对石狮高 1.5 米，有两层座。第一层座与狮为整石雕成。石狮昂首挺胸，后蹲作雄踞之势，其形态怒目前视，张口欲吼。颌下透雕三绺胡须，脑后毛发卷曲自如；四肢肌腱突暴，前肢后侧各有一排卷曲的细毛；石狮的
爪深入石座2厘米。唐陵石狮雕刻艺术精湛，形象逼真，其结构准确，夸张适度而不俗套。充分体现了初唐曲阳匠师在写实基础上追求内在神韵和气势的艺术匠心。

这一时期，曲阳石雕达到了兴盛的境地。1994 年 6 月在曲阳灵山发现的五代王处直墓中出土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是中国国宝级的艺术珍品。整个雕塑由长方形曲阳汉白玉石材雕刻而成，高113.5、宽 58、厚 11.7 厘米，身着铠甲手持宝剑，立于牛形鹿角怪兽之上，头顶凤鸟含珠，是佛教护法神的天王形象。天王雕像身材魁梧，四肢粗壮，膀大腰圆，表情十分严肃，瞪着的双眼和倒立的双眉露出一股威严的气势。武士身穿铠甲，双手持一把宝剑，剑锋向下，插在一朵莲花上。整个浮雕雕工精细，无论武士铠甲、头盔上的纹饰，还是龙身上的鳞甲，都雕刻得栩栩如生。特别是上面的颜色，汉白玉雕刻一般都不上色，而这件作品根据服饰的需要涂上了各种颜色，最多的是耀眼的红色。武士的脸和手是红色的，其他部位还有黑色、褐色、蓝色等。并在头盔、护心镜和个别部位涂上金粉，说明武士穿的是黄金甲，表明墓主人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从这名武士的穿着和面目特征来看，充分体现着唐人的风格面貌。众所周知，唐代的艺术作品中人物都是以丰满肥胖的形象出现，而五代的这块浮雕武士像依然受着唐代人丰满形象的影响。其表现为雕刻题材相对稳定，造型肌体丰满、简洁，刀法圆润，体量感增强。这与当时社会造型要求的发展特点是相一致的。这一特点从曲阳修德寺出土的大批隋唐白石雕像可以再次得到印证。

4. 宋、元至明清的曲阳石雕 —— 逐渐走入世俗化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宋代雕塑制作是继中、晚唐之后进一步趋向于世俗化，并于世俗生活相结合的阶段。在创作手法上也逐步走向写实，出现了大量反映现实的题材。如山西太原晋祠的宋代雕塑，都显示出世俗化的特点。在这一时期曲阳石雕落后于其他艺术，因为统治者偏文史的倾向，导致了曲阳其它雕塑形式的繁荣。

元代曲阳雕塑艺术的发展再次达到繁盛，在修建元大都时，以杨琼为代表的众多曲阳雕刻艺人参与了元都城皇宫的修建。著名的雕刻大师杨琼所创作的“一狮一鼎”很受当时的统治阶级所追捧，他设计的金水桥至今仍在天安门前向世界展示它的巧夺天工和民间艺术家的技巧和智慧。

曲阳明代石狮的工艺性显著增加，各部分造型也加强了装饰性与图案成份。造型精巧，富于装饰、夸张，突出了狮子的威猛，尤其是对头部夸张较大。对狮子的毛发处理逐渐程式化，这也是这一时期动物雕刻方面的典型形象。如明十三陵、清西陵等陵前的神道两侧多设有左右相对的人物、动物雕刻行列。明十三陵共用一条神道，长 1200 米，两侧有明宣德十年（1435）完工的石狮、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武官、文官、勋臣等 18 对，皆用巨大的整石雕成，风格写实，崇尚简朴，不追求华丽。清孝陵神道两侧石雕共 18 对，是清帝诸陵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者，其他帝陵，多数也有数量不等的雕刻行列。

清孝陵神道最南端的六柱五间十一楼的石牌坊，气势颇为雄伟，柱础上浮雕云龙及瑞兽皆庄严华丽。清陵停放棺椁的地宫内也有不少雕刻。清裕陵地宫雕刻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地宫全部采用石结构拱券式，4 道门的 8 扇石门上，每扇均雕有一身高 1.5 米，姿态各异的立式菩萨像，线条清晰流畅。第一道石门内门洞两壁雕刻与真人等身的四大天王坐像，手中各持法器，威武、雄壮，明堂券之券顶刻五方佛，穿堂券内两壁刻五欲供，券顶雕 24 身佛像，容貌端庄。地宫主体的金券顶部雕刻三大朵佛花，花蕊由梵文和佛像组成，周边有花瓣 24 个，东西壁上各刻一尊佛像和八宝图案。地宫四壁墙上还满刻字体端正的藏文和梵文经咒 3 万余字。地宫建筑与雕刻极为统一。从明清时期的雕塑可以看出，当时的雕塑艺术依然沿袭了古典雕塑的风格，没有太多创新，但在民间的一些实用性石雕中却涌现出一些风格独特的精品，致使雕刻艺术的应用多元化、普遍化，更加世俗化。

5. 近代曲阳石雕的复苏

近代石雕艺术的精湛，则以中华民国初期的五台山龙泉寺汉白玉石雕为最。号称龙泉寺三宝之一的石牌坊，刀工细如发丝，薄如蝉翼，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让人看了有“张口怕惊鸟，伸手恐断枝”的感觉。牌坊上刻有 89 条蛟龙，鳞爪俱现，神态逼真，人物表情栩栩如生，但这美轮美奂的艺术珍品、国家至宝均出自勤劳智慧的曲阳劳动人民之手，可见曲阳石雕艺术渊源之流长，影响之深广。自民国至解放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破坏艺术最为严重的时期。由于战乱，这个时期的曲阳石雕亦无例外的止步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北京十大建筑的修建中重新实现了艺术复苏。由国务院组织并发起的北京十大建筑即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等的修建，如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英雄纪念碑，硕大的碑心石和底座上，雕刻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但却雕工精细，主次分明，是浮雕中的典范。也是开启中西结合雕法的里程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放置在毛主席纪念堂的毛泽东雕像都是由曲阳艺匠施工完成。

1952 年，诸多曲阳石工作为主雕人员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汉白玉浮雕的雕刻。纪念碑石雕组组长为刘润芳，副组长为王二生；“虎门销烟”主雕者为杨志卿，“支援前线”的主雕者为刘东元，“胜利渡长江”的主雕者为冉景文。1953 年，又从曲阳选调高洛夺等近百名石匠进京，这些石雕艺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曲阳石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后将这些雕刻艺人编为骨干成立了“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厂”，此后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修复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和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刻工程，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发展的雕塑事业的坚实力量。

三、现代曲阳雕塑的飞速发展

现代的曲阳正以它崭新的生命力推陈出新，迎来新时代的考验，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他们创作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特色的城市雕塑和架上雕塑。

1. 城市雕塑

城市雕塑即立于城市公共场所中的雕塑作品。它在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的城市中，起到缓解因建筑物集中而带来的拥挤、迫塞和呆板、单一的现象，有时也可在空旷的场地上起到增加平衡的作用。城市雕塑主要是用于城市的装饰和美化。它的出现使城市的景观的层次深化，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精神享受。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城市雕塑一般建立在城市的公共场所，既可以单独存在，又可与建筑物结合在一起。城市雕塑的题材范围较广，举凡与该城市的地理特征、历史沿革、民间传说、风俗习惯等有关联者皆可创作并建立。

在城市雕塑创作的成功案例中就有郑州黄河风景区的“百位名人雕像”。“百位名人雕塑群”总体设计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雕塑总长 600 米，使用石材 33 万吨，如此巨大体量与规模的雕塑在国内尚属首例。在炎黄广场 4 万平方米草坪上，以南北走向的两条龙脉为造型，时断时续，形断意连。整个石雕群最高点为 6.5 米，最低点为 3 米左右，在内容上将打破历史名人在时空上的界限，按领域组合，采用虚实结合，重点表现人物并适当雕刻一些场景道具，用中国化的雕塑、当代表现手法塑造百位中华历史名人，分别为：文明曙光与文治武略、贤哲师表、智慧之光、文采风流。城市雕塑屹立在城市中间，用艺术的方式诠释着历史，承接着未来。而这些和城市同呼吸共命运的雕塑艺术品都是由当代曲阳的青年艺术家们凝练心血开启智慧的创作，他们把美把思考留给了大众，留给了后人，把艺术的火花点燃并传递。

作为文化的构成部分，城市艺术代表了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文化水准和精神风貌。一些城市中的优秀城雕作品以永久性的可视形象使每个进入所在环境的人都沉浸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之中，感受到城市艺术气息和城市的脉搏。现代的中国城市雕塑每一个石雕作品都有一定的寓意，虽然城市石雕主要用作装饰和美化作用，但也不能阻碍它有一定含义。中国城市雕塑代表城市的文化和精神面貌，它具有多重的文化意义。城市雕塑正如我们史书上的插图，记载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和文明。

2. 曲阳特色的架上雕塑

曲阳当今石雕的发展已进入承古纳今的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在传承先人技艺的基础上，当今的青年一代雕塑家，创造出了具有曲阳鲜明特征的、带有曲阳符号的当代架上雕塑作品，其作品大多使用汉白玉雕刻，也有花岗岩、鲁山玉、岫玉等材质，外形精美独特，富有时代气息。

当今曲阳青年雕塑家创作的雕塑作品，从创作形式上有的采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从形象处理和精神刻画上融入了表现主义思维。他们创作的部分作品，无画处皆成妙境”，给人无尽遐思，将具象、抽象与意象兼而融之。既有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又有带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艺术品。他们的作品，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形式的展览。他们每年都会积极参加各种艺术论坛、培训、交流会、讲座等诸多活动，为曲阳石雕增充添新，其创作精品屡获大奖为家乡赢得殊荣。当今曲阳的青年雕塑家们不断推陈出新，在接受系统多元的艺术知识的学习中，更以他们敏锐的艺术视觉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创造出符合当今时代的伟大艺术作品，完成历史所赋予他们的责任。曲阳石雕正以一个展新的姿态走进未来。

四、结语

石雕是一门艺术，而艺术常常是能反映时代特点的。每个时代，都产生过反映该时代的伟大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又激发人们对时代美一种新的认识，推动着时代审美的前进。石雕作为一门艺术，反映该时代的社会生活，突出时代的主旋律，表现同时代人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石雕把美凝固在石头上，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华民族审美的历史。诗情画意的石雕，要做到有情有景，借景生情，虚实结合。如果有些具备特定主题的作品让人看了便一览无余，没有让思维有充分的想象空间，缺少必要的委婉含蓄，那么作品就会失去很多应有的独特韵味。

时代对我们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每一个石雕人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只有去掉浮躁，潜心在艺术的一花一世界，才能将大自然的美与灵更好的凝聚在雕塑作品中，为人类带来真正美的艺术盛宴，为历史留下文明的遗迹……

参考文献：
[1] 张彦辉、李伟、喻珊 ：《河北曲阳石雕文化生态研究》大，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 曲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曲阳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
[3] 杨文会：《曲阳石雕艺术及其历史文化研究》，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