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十分兴盛，由于普通木结构佛寺容易毁于兵火，所以北魏时开凿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北齐时开凿响堂山石窟，作为佛寺使用。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了在这个期间，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巡幸中山、定州、曲阳一带，还有的建国中山，并从这里征夫、移民的事实，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自北魏之后的石窟开凿，曲阳一带的工匠是其中重要的一只技术队伍。
云冈石窟古称“武州山（武周山）石窟寺”，是由北魏皇室主持开凿的皇家寺院之一，其中以“昙曜五窟”最为知名，它们受外来影响比较显著，佛像造型雄伟、刚健，面相方中寓圆，深目高鼻，短颈，肩宽而胸厚，右袒肩式和通肩式的袈裟，具有明显的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风格，匠人们极力模仿西方佛教造像的标准进行雕塑雕刻，尽力压抑了一己之个性。
昙曜五窟之后，云冈石窟逐渐走向了本土化，服装、衣纹被雕塑雕刻得简约，并出现了汉装佛像，但有些印度佛教的风格特征还有所保留。如深目高鼻的佛相，着裙的菩萨装等等，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因此，可以说昙曜五窟的开凿，不仅引起了中国内地石窟寺的大肆开凿，引发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第一轮高峰，而且使中华民族文化产生了明显的非中国化倾向，使宗教、艺术成为了国家政治的重要辅助手段。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于太和十八年（494 年）始凿洛阳的龙门石窟。此时的佛教造像受南朝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南朝刘宋的陆探微擅画人物，造型服饰“褒衣博带”，面型“秀骨清像”，在当时对绘画和雕塑雕刻的造像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中后期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造像趋于陆氏的造像样式。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主佛图 的造型，是中原模式“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标志和代表，造像明显地趋于瘦削，面带和善欣悦之意，雕塑雕刻得细致入微。
北齐初代皇帝高洋开凿北响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开凿南响堂山石窟。响堂山石窟是在传统基础上融合了外域风格，在本士形成的风格，更多地注人了曲阳元素，呈现出越来越浓郁的和悦可亲的“人性”，在形体上，显得清癯渐少，而丰满渐增，姿态神情优美，形成了“曹衣出水”的风格，开隋唐造像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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