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开凿的三大著名石窟,是曲阳石匠艺高天下行的明证

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了在这个期间,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巡幸中山、定州、曲阳一带,还有的建国中山,并从这里征夫、移民的事实,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自北魏之后的石窟开凿,曲阳一带的工匠是其中重要的一只技术队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十分兴盛,由于普通木结构佛寺容易毁于兵火,所以北魏时开凿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北齐时开凿响堂山石窟,作为佛寺使用。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了在这个期间,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巡幸中山、定州、曲阳一带,还有的建国中山,并从这里征夫、移民的事实,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自北魏之后的石窟开凿,曲阳一带的工匠是其中重要的一只技术队伍。

云冈石窟古称“武州山(武周山)石窟寺”,是由北魏皇室主持开凿的皇家寺院之一,其中以“昙曜五窟”最为知名,它们受外来影响比较显著,佛像造型雄伟、刚健,面相方中寓圆,深目高鼻,短颈,肩宽而胸厚,右袒肩式和通肩式的袈裟,具有明显的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风格,匠人们极力模仿西方佛教造像的标准进行雕塑雕刻,尽力压抑了一己之个性。

云冈石窟中第 20 窟的主尊俗称“露天大佛” ,被视为云冈石窟的象征
云冈石窟中第 20 窟的主尊俗称“露天大佛”,被视为云冈石窟的象征

昙曜五窟之后,云冈石窟逐渐走向了本土化,服装、衣纹被雕塑雕刻得简约,并出现了汉装佛像,但有些印度佛教的风格特征还有所保留。如深目高鼻的佛相,着裙的菩萨装等等,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因此,可以说昙曜五窟的开凿,不仅引起了中国内地石窟寺的大肆开凿,引发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第一轮高峰,而且使中华民族文化产生了明显的非中国化倾向,使宗教、艺术成为了国家政治的重要辅助手段。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于太和十八年(494 年)始凿洛阳的龙门石窟。此时的佛教造像受南朝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南朝刘宋的陆探微擅画人物,造型服饰“褒衣博带”,面型“秀骨清像”,在当时对绘画和雕塑雕刻的造像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中后期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造像趋于陆氏的造像样式。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主佛图 的造型,是中原模式“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标志和代表,造像明显地趋于瘦削,面带和善欣悦之意,雕塑雕刻得细致入微。

龙门石窟内的佛教造像
龙门石窟内的佛教造像

北齐初代皇帝高洋开凿北响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开凿南响堂山石窟。响堂山石窟是在传统基础上融合了外域风格,在本士形成的风格,更多地注人了曲阳元素,呈现出越来越浓郁的和悦可亲的“人性”,在形体上,显得清癯渐少,而丰满渐增,姿态神情优美,形成了“曹衣出水”的风格,开隋唐造像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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